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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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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不是!你会看到的!你的牲口坏啦?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坏牲口留在后方,我们的骑兵在前线才不可战胜!要是有一匹马又壮又能跑,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下不送前线!我们在后方只用快死的老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枪炮、粮食、衣服、马匹、骡子、骆驼、羊一最好的都送去给我们的红军战士!如果你要马,同志,请到前线去!”我决定一有可能就按他的劝告去办。

         “但是,李长林,你自己怎么不在前线呢?你也“坏啦’?”我,“坏啦’?决不是!但是前线少一个好人比少一匹好马好办!”真的,指挥员李长林看来是个好人,好布尔什维克,而且还是说故事的好手。他当红军已有十年了,曾经参加过1927年的著名南昌起义,从那时候起,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我在李指挥员旁边,一起在陕西的山沟沟里爬上爬下,有时骑着马,有时下来步行,喘着气,忍着渴,一边就听着他讲一个接着一个的趣闻轶事,有时在再三要求和追问之下,他甚至也赏面子说一说自己他还是个年轻人,大约三十一二岁,但是随着他慢慢地讲开了他的经历,你可能以为他死去活来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开始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地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可是,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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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是事实,我以后再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 李长林是湖南人,大革命开始时还是个中学生。他加入了国民党,一直留在党内,到1927年政变后才加入共产党。他在香港在邓发领导下做过一段时期的工会组织者,后来到江西苏区,成为游击队领导人。他在1925年时曾奉国民党之命同一个宣传队去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去见“土匪头子贺龙,贺龙现在在国民党报纸上被称为“劣迹昭著的”贺龙但当时却是个极力要争取的领袖人物。李长林奉命同他的宣传队去把贺龙争取过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即使在那个时候,贺龙的部下也不是土匪,”有一天,我们坐在一条清凉的溪流旁边几棵树下休息时,李对我说,“贺龙的父亲是哥老会①的一个领袖,他的名望传给了贺龙,因此贺龙在年轻时就闻名湖南全省。湖南人都传说他年轻时的许多英勇故事。贺龙的父亲是清朝一个武官,一天别的武官请他去赴宴。他把儿子贺龙带去。做爸爸的吹嘘自己儿子如何勇敢无畏,有个客人想试他一下,在桌子底下开了一枪。他们说贺龙面不改
色,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我们见到他时,他已在省军中任职。他当时控制的地区是云南运鸦片烟到汉口去的必经之道,他就靠抽烟税为生,不抢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像许多军阀的军队那样强奸民女、大吃大喝,他也不让他们抽大烟。他们都把枪擦得亮亮的。但是当时习惯用大烟敬客。贺龙本人不抽大烟,但我们到时他把烟具和大烟送上炕来,我们就在烟炕上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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